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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论:语文课考什么远比学什么重要
编辑日期:2021-06-18 00:53  编辑:佚名  阅读次数: 次  [ 关 闭 ]

  作者:杨青

  与王旭明建议类似的著名作家流沙河,也曾说过:“小学高年级必须加五分之一的文言文,初中课文应该有一半的文言文,进入高中就不应该学白话文,全部用文言文。”他当时的中学国文老师不采用国民党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,只选讲《古文观止》、《经史百家杂钞》。他课余又跟着一个老秀才听他逐字逐句讲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千家诗》。可以说,他的古文底子和文字功夫全在课本外。

  在增加什么古文时先看看现在语文课本有哪些病症,北大教授郑也夫在《吾国教育病理》中开诊探病,他觉得语文教育是在政治与科学夹缝中求生存,政治向语文教学强力渗透严重,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,妨碍了语文的发展。

  无独有偶,台湾也有类似的经历。《巨流河》的作者齐邦媛曾兼任过教科书主任一职,当时正面临教科书的改革,旧版大多选取含有政治历史节庆、民族英雄色彩的文章,蒋中正的训词和孙文的励志篇,政治色彩浓厚得令她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后面大加删减,增加了古典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,课本面目一新。为语文教材题写封面的台静农老师赞她:“敢这么编语文课本,有骨气!”回首这段历史,齐邦媛庆幸从1973年后台湾中学生至少是读了真正的语文教科书,而不再是政治的宣传品。

  我们的语文教改一直在批判中前行,但没有类似这样洗心革面、痛改前非的过程。现行的语文教材政治色彩依然留存,三年级的语文课本里有篇课文叫《一面五星红旗》,讲一个中国留学生划船落水遇救,宁肯饿着也不肯拿五星红旗换吃喝的情节。这跟早些年语文课本中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,不惜生命,晕倒雪地严重冻伤被迫截肢的故事如出一辙。还有一篇课文《卖木雕的少年》是说一位中国游客在南非买纪念品时忘了带钱,晚上卖纪念品的南非小孩居然送纪念品到酒店等到游客送给她,而且不收钱。我泱泱大国,万邦来朝的优越感表露无遗。

  这样的价值观跟现在我们提倡的生命可贵,爱惜自己,平等交易这些现代观念格格不入。

  所以,要语文课本改革,像齐邦媛那样的骨气还得有,更重要的是勇于做减法,剥离语文身上附加的政治和说教色彩,选出真正有营养的美文来让孩子们亲近。

  不过,语文教育可以事在人为,有的老师有课堂上也灵活教学,多有创见。前不久,听了一堂公开语文课,简直有些惊喜。

  老师这次甩开课本,讲绘本《黑色的国王》。她把上面的文字都去掉,只留下图画让同学们先观察,猜测、补充,用自己的语言把这个故事接龙完成。然后再把原来的文字补充上去,让孩子对比没想到被忽略的情节,最后再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。

  一堂课,孩子的观察力、想象力、表述能力、总结能力以及写作能力轮番被调动整合了一次。跟语文教学熟练自如说写的目的相当接近。

  历史上,考语文考能力的案例发生在1932年,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,国文系主任刘文典委托陈寅恪代拟夏季入学考试国文题目,陈拟定作文一篇,题目是《梦游清华园记》,还有对对子小题若干,其中一则为:上联“孙行者”,求对句。虽然对对子这种私塾年代的小儿科在当时放倒不少大学生,但考能力这个路径是语文考试的正宗。

  说起来,大学入学的语文考试方式是整个语文教改的指挥棒,如果高考的语文考试能像陈寅恪出的题目一样,写文章和对对子,那么小学和中学的语文教育肯定会围绕着这个指挥棒适时调整。上行下必效焉。所以说,与其围绕着语文课本的内容做加减法,不如痛下杀手从高考的语文考法改起,从考能力入手,否则治标不治本,换汤不换药,再好的课本内容也会被死板的考试方式折磨得奄奄一息。(来源:深圳商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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